对宗教的多元命题特征的判定和家庭相似理论的应用所带来的实用意义充分体现在马丁·骚斯沃尔德(Martin Southwold)对斯里兰卡的小乘佛教的概念分析上。
那些从事给人提供显而易见的方便的职业人，则可以坦然承认那是为了赚钱的买卖。为什么唯有这种学成了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呢？好不容易从民间发迹得了权势和赚钱的机会，却自己否定功利，强调道义以自缚，这是为了什么？有人说，那是因为新兴士大夫阶层生气勃勃，规范主义性的性格特别强。
首先，一般来说，在某种社会集团中，人们的存在理由和存在根据需要自己去思考，特别是需要持有能说服自他双方的理论。与其说靠活性化来唤起其发自内心的支持，不如使之满足于形式化更为安全。比如，通过对流动性的严格限制来固定人与人的关系，用人际关系的羁绊把人们捆绑起来。原则上按照出身被分配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各人的天命）、局部的、各种形式的理，像金字塔图案的拼图那样组合起来，构成了万人的、或者说日本人的共存。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
这是对他们自己的内心，也是对皇权、对人民的说明。道学家们显然都带有激进原理主义的兴奋。确实，如果把顾虑行为的结果视作不纯，认为必须只以正义就是正义作为理由而不断实践，把这种信念伦理的立场作为这个世间的道德，也许是非现实的、迂阔的。
但是，如果是纯粹的精神劳动，情况就不一样了。日本的一部分儒学，为了求得符合当时日本社会所需的效用，而摆脱了公之理的思想世界，很早就进入了这种思维方式。还须着眼于学者的统治的确立这个根本条件的关注。那么，如果没有理——即一切事物应有的存在方式，人间如何能共存生活呢？如果不依靠对普遍人性的觉悟，人间如何才能具有伦理呢？ 伊藤仁斋、东涯父子的解答，众所周知，就是情。
如果公然地否认天理，就会导致覆盖全国的官僚组织的纪律和统合的基础走向崩溃，从而导致士大夫阶层整体的社会存在根据发生动摇。乍一看来像是约翰·密尔所说的学者统治的典型。
另外有时候，那些不满好像发展到了连对道学的规范主义进行思考都产生怀疑的程度。确实，作为体制的朱子学产生了不少俗物，尤其是他们毫无要真正成为圣人的意志和信念，却模仿居敬与整齐严肃、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的样子，真是显得空疏而装模作样。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可以说是与清代初期多彩的儒学共通的。黄绾这样讽刺说：或有以戏子喻士大夫者，此言最切中今日之弊，云戏子登场，或为忠，或为孝，或为喜，或为努，或为廉洁，或为贞淑，或为抗直，或为执法，或为义行，或为事业，皆非其真，只欲看者喜欲，觅些赏钱而已，及下场依旧一戏子。
科举的实施达到了这种状况。首先，朱子学以及更广泛的理学所阐述的理和天理，无非就是公，那是万人共通的、并能使万人共存的。正如陈亮所言，那主要意味着科举制度在宋代已完全建立，贵族制度已完全崩溃，在皇帝权威下掌握权势的人都是通过儒学教养的考试 从民间选拔上来的。此慨叹道出了那些大全的普及状况。
当时治国方面并不需要儒者是一般常识。比如，司祭者集团就是典型。
比如首先，正因形成了学者的统治，何为正确之学则成了重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和讨论是极为活泼而严肃的。与之相反，戴震则是置身于事实，对作为原则而君临于上的空虚形骸感到焦虑，进行反抗。
话题先追溯到八百多年前的中国。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的确，大概可以说一般来看，强调理，是容易成为僵硬的右倾思想的，把形式规范（理的性格之一）强加给人的道学先生的倾向就产生于此。至少在儒学方面，与曾有过多种多样探索的宋代相比，明儒诸家，派别尚少，这也是当时的状况所使然。这时已不单是儒道，理学道学也与政治体制紧密结合了。因此，对于来自认真的道学者和假装认真的道学者之人的清议，也只能用道学的方式进行反驳。
他对伪善的攻击是既仔细又执拗的，他拒绝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立，强调心与理的本来一致，追求以心来拨去一切恶，使内面与外面完美一致。同氏指出： 理与情既是对立的理念，同时又两者互补，形成了情理这种中国的良知。
因此，为了实行公的使命，整个律师集团吧支撑其专家自豪感的伦理规范铭刻于心。正如前面所述，对于武士来说，正因为泰平了，他们有必要鼓吹他们的道——武士道，把自己规定为蔑视利而为义（君臣之义）活着的存在，以此赋予他们作为集团的存在意义。
但因为有身份的武家，如果太耽于学问而成为儒学专家，会对其发迹不利。第二，如果采用这个方法，注目于贯穿历史的特质，那么要说明变化发展就会很困难。
这样直到万人都透明的时候，完美的人类共存就能得以实现。律师的收入也许很高，但他们称帝地宣称以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律师法第一条）。当然，自汉代依赖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儒学。纪昀认为：唐以前之儒话语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
阳明学是力求把事实提高到作为原则的理想的层次。但是，不论其是否成为专职儒者，那些真正把儒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宗旨的人们，一般都只是边缘性存在。
事实上，王守仁要指出的问题是： 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也许还可以辩解说因时期不同而文化特征的发现有强有弱，但是，通过后世来追溯现实历史上的中国人（或日本人），判定他们具有更多或更少的中国性（或日本性），总觉得有点逻辑颠倒。
如果是这样，那么戴震思想的向量，就与阳明学正好相反。所以，儒者希望在对策等方面显示我才，以求任用，他们与国风卑贱的汉土不同，在此，儒学并没有需要逃离功利的疑惑。
至于谈到程氏兄弟和朱熹作为个人思索的动机本身，应另当别论。……其日后趋于格式形迹，真机埋没的事例不是也很多吗？但与之相对照，也出现了吴与弼、陈献章等良心派。但是以海豚的发达方式为基准来测定大象和猴子的进化，那是荒唐的。但如果是那样的话，在现实中（与现代的学者不同），曾经也是政治实务家的知识分子为何要选择那样的理想？这就不好理解了。
天下之事唯有情理，但情与理常常是矛盾的，关键是宜各得情理之平。那完全是只有皇国才有特权拥有的共存。
在这个意义上是万人同一的，但是，道德和善的内容并不是万人共通的，按其家业及其相应的身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体制上，常备军本身就是官僚制，官僚制本身就是常备军。
而王守仁无疑是最大的良心派。它的诞生是通过吧整个理学史对象化，来自由地实现了对既成框架的摆脱。